风马牛不相及_宇宙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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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马牛不相及_宇宙重构
效应的无穷与有限风与交配美国的汽车导致龙卷风增加黄帝是游牧部落的代表炎帝是农业部落的代表马和牛对中国历史的作用元帝国兴起对东西方的效应博学家与融惯家世界气候的 3600 年周期天气预报井地震前兆地震和陨石促成了生命起源月亮保护神
一个结构物的效应,以及效应的效应,是无穷的,但同时又是有限的。这是因为每一个事物,同时受到许多结构物的影响,这样每个结构物对该事物的影响只能是部分的有限的,其影响程度受到时间、空间及各种力的约束,也受到该结构物本身意愿和能力的限制。
我们常说,山高皇帝远,鞭长莫及,八杆子打不着,风马牛不相及,井水不犯河水,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都是在强调结构的效应是有限的,甚至试图忽略或抹杀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不过,要想彻底否定一种事物与另一种事物的关系,是相当困难的,许多看起来毫无关系的事情其实有着内在的联系,有时这种联系还是相当紧密的。
其实,“风马牛不相及”的原意,并不是说风、马、牛这三种事物彼此无关,而是说马和牛不能发生“交配”这种关系。“风”是古代对“交配”的代称或隐称,《尚书·费誓》“马牛其风”之“风”即是此意。我们常说的风俗或有伤风化,都源于婚俗,只是后来才扩展为民众 的人际关系和习俗或情绪,例如“采风”就是统治者收集民间的生活信息。有趣的是,古人对某些动物的交配过程不大了解,从而产生了误会。《庄子·天运》记有:“夫白■之相视,眸子不运而风化;虫,雄鸣于上风,雌应于下风而风化。”看来,思想无拘无束的庄子,也是相信动物可以通过视觉或听觉进行交配的了。
但是,马和牛不能发生交配关系,并不等于它们之间不能发生其他的效应,也不等于它们对其他事物不能产生效应。不过,我们要说马和牛改变了中国的历史,你一定不相信;正如有人说美国的汽车增加了那里的龙卷风一样,你也不会相信或至少不会轻易相信(据研究美国近 50 年龙卷风的发生频率有所增加,一种观点认为美国境内公路上大量汽车交错行驶所产生的气旋,增加了空气的旋转动量,从而培育并加强了更多的龙卷风)。
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古老民族,都只有一位男性先祖,唯独中华民族例外,即使不算三皇五帝,至少也要炎黄二帝并称或自称为炎黄子孙,这说明中华民族有着丰富的种族渊源,而且其中有两个为主的种族,即黄帝族与炎帝族,正是他们的融合才形成了中华民族。
让我们长话短说,黄帝族是游牧部落的代表,他们最先驯服了马,并产生了骑兵(其威力达数千年之久),发明了阵法(参阅拙著《中国古阵法》),创造了运输车(游牧迁徙需要车,黄帝又称轩辕氏并以北斗为图腾,都是车的意思),开展了商业贸易(来往迁徒使他们有机会与不同地区的人进行交易)。
黄帝族崇拜月亮(游牧生活常常守夜,并在夜间迁徙),月亮的圆缺变化引发了死而复生的观念,因此他们追求长生,并以龙为长生的载体,据说黄帝就是乘龙而登天的,而龙的繁体字“能”亦含有“月”的字根。他们的思想集大成者是老子,老子贵阴轻阳、贵牝轻牡,强调回归自然、清静无为,以及熟知兵法,都源于游牧民族的生活,据说老子的先人即牧倌,可见渊源自有。有趣的是,孔子拜见老子之后,他把老子比喻为龙,这并不是信口开河(龙的概念后来被引伸为神奇的动物,或水族类动物的首领;大约在汉代时龙又转变为阳性帝王的代表,这大概是刘邦的发明,多少有点令人啼笑皆非)。显然,黄帝族的一部分已经从游牧生活转变为定居的农业生活,这种转化是长期的;汉代时的匈奴族亦尊黄帝为先祖,他们那时尚未转化为农业生活。
炎帝族是农业部落的代表,他们最先驯化了牛,并用牛耕田;相传炎帝又称神农氏,他的形象是牛首人身,他曾尝遍百草,选育出更好的农作物品种和各种草药;为了定居生活,以及农田水利的需要,他们发展了建筑业和土木工程,挖渠筑坝,建造城池(也是为了防御游牧部落的侵扰)。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万物生长靠太阳,炎帝族也崇拜太阳,太阳上的黑子被想像为三足鸟,又被夸张为金鸟金凤凰,并以鸟为阳性的象征,因此凤的原意是阳性的代表,后来却阴差阳错成为阴性帝后的象征(龙凤呈祥之类)。他们哲学的集大成者是孔子,孔子强调父权,贬低女子的权力,主张稳定的礼仪制度,不追求玄妙的长生之道(但是不否认养生之道)。有趣的是,孔子在当时被称之为凤,李白的诗“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说的就是这个故事(楚狂人即接舆,他曾对孔子说: 凤啊,凤啊,你宣扬的德已经衰落了)。
事实上,牛的驯用增加了农业社会的力量,马的驯用则增加了游牧社会的速度。对于战争来说,速度往往战胜力量;在中国古代,游牧社会骑兵的机动性,迫使农业社会耗尽大量财力修筑了万里长城;然而只需打开几个缺口,骑兵便可长驱直入,甚至入主中原。真正成为骑兵克星的是近代的枪、炮等远距离射杀武器(弓箭的射杀距离太近,若一箭未中,来不及换箭,马已经冲过来了),其实质仍然是依靠的更高的速度。
骑兵在军事上的最辉煌的成绩,是成吉思汗的铁骑踏遍大河上下、戈壁东西,建立起横跨欧亚大陆的大元帝国。可以毫不夸张他说,元帝国的出现,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的格局,东西方文化发展的天平,倒向了西方文明。
十三四世纪,元帝国的兴起,为东西方文明的直接沟通创造了条件(在此之前的丝绸之路,来往的实际上都是中间商,中国和欧洲的学者和官员以及商人始终没有直接沟通,因为中间商担心这种沟通会危及他们的巨大利益,这就是甘英出使大秦未能成功的真正原因;因此中国古代学者能够访问印度,而且得以生还,却无法访问欧洲或者即使去了也不能活着回来)。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当时元朝的统治者,由于担心自己被中原高度发达的文明所同化,对汉民族采取了压制政策。因此,意大利的青年人马可波罗能够到中国做官,深入的观察古老发达的东方文明,中国却没有人(特别是汉族学者)到欧洲进行同样的实地考察。
元帝国的势力延伸到欧洲的匈牙利,这并没有伤及欧洲文明的元气,反而使欧洲人从沉睡的中世纪中清醒过来。与此相反,元帝国的兴起沉重地打击了中原大地的农业文明,他们需要许多时间才能恢复自己的元气。因此,元帝国为东西方文化提供的陆路交通便利,使东方的科学技术更多地传入到欧洲,如火药、造纸术、活字印刷术(这种技术更适用于拼音文字)、罗盘,以及石拱桥建造技术等等,却没有使东方得到什么像样的科学技术。
当叱咤风云的元帝国烟消云散之后,东西方文化的陆路联系随之断绝。从此,欧洲和中国都开始寻找彼此能够直通的海上航路,不幸的是这种努力在 15 世纪,却由于相差几十年的时间而失之交臂。明成祖朱棣一定听到过有关欧洲高度文明的传闻,这种传闻使他很不放心,因此不惜巨资派遣亲信郑和七下西洋(十五世纪初),试图直接找到欧洲(郑和没有找到欧洲,也没有发现任何可与东方文明相抗衡的文明,从而使明政府放心地关起门来过自己的日子,不再注意世界的变化)。与此同时(15 世纪后期),欧洲人也开始派出船队寻找中国,幸运使欧洲人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和南太平洋诸岛,并使他们踏上了美洲大陆,从此人类的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
因此,我们有充足的理由认为马改变了中国的历史乃至人类的文明进程。其实,明朝中后期,中国人已经更多地了解了欧洲,而且随着民间丝织业的发达,在中国已经出现了众多的资本家和工人(机户和机工),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曾经勇敢地向封建专制政权进行过抗争(葛成领导过机户、机工的抗税运动)。可惜,中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过渡,又一次被骑兵冲垮了, 17 世纪中叶, 10 万清兵(骑兵) 入关,建立起新的强权统治。满清的游牧民族,吸取了元朝统治者失败的经验,他们全盘继承了中原大地的封建文化传统,并使自己融入到汉族之中;为了强调自己的正统,他们更强调继承和保守、更反对发展和革新,从而使中国与世界性的变革拉开了更大的距离。
当然,我们的议论也属于事后“诸葛亮”,事情发生了经过了才看得清楚,我们不能要求成吉思汗、努尔哈赤认识到他们行为的后果。但是,我们今天是否能比前人做得好一些呢,我们能否成为事前诸葛亮?
显然,问题不仅在于我们是否有这样的意愿(许多人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牺牲后人的利益),而且在于我们是否有这样做的能力。我们一时说不清楚,究竟具备什么样的能力才能成为事前诸葛亮。不过,这并不应成为我们回避问题的借口。
通常认为,一个人的知识是影响其能否做出正确判断的重要因素。其实,对于复杂的社会问题,起作用更大的是这个人的知识结构,对于领袖来说,他的知识结构将对社会产生重大的影响。同样,一个民族的知识结构也将影响这个民族做出正确的选择。
在各门各类知识中,有专家也有杂家;杂家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无所不知的博学家,一种是举一反三的“融惯家”(我们实在找不到更好的名称来称呼这类学者,只好将“融汇惯通”缩简后用以称之);前者属于博闻强记的“字典”或“百科全书”,后者善于发现各种事物的联系及其相互作用的效应,需要有敏锐的洞察力。
事实上,许多事物的联系是非常微妙的,如果宥于成见,恐怕永远无法发现它们之间的效应。不过,为了追求事物之间的效应,人们往往又会误入“强词夺理”或想当然的歧途,把同时发生或相继发生的事物一古脑地扯在一起,形成五花八门的占卜学或振振有词的经验之谈(其中可能包含着真实的效应,只是还不能用已有的理论来解释),对此暂存而不论。
不想不知道,世界真奇妙。
根据远古神话传说、历史记载,以及种种现代科学技术手段,人们已经知道,大约在 7000 多年前,世界气候曾发生过剧烈的变化;而且这种变化似乎存在着 3600 年的周期,因为 3600 年前也曾出现过全球气候异常,我们目前似乎又进入了一个新的气候异常期(南极上空的臭氧空洞、海平面上升、大范围灾害性天气异常)。对于这种现象,土库曼的著名学者奥杰科·奥杰科夫想到了地外文明,他认为这些外星人居住在太阳系的第十颗行星上,这颗行星的轨道位于火星和木星之间(由于运行轨道倾斜,所以尚未发现它),从那里以第三宇宙速度(17 公里/秒)飞往地球只需 18 年,正是这些外星人对地球的周期性访问造成了地球气候的周期变化,他们的访问被古人用神话的形式记录下来(后来又被转录成文字)。
如果这位学者的想法能够成立,那么我们的世界真是更加奇妙了,至少我们不能再将地球当成一个封闭的结构体系,它的变化将受到更多的外界影响。
湖南省洞口县竹市镇荷池村,有一口 500 年前筑成的古井,这是一口深 2 米、长宽各 1.5 米的方形石井,每逢下大雨前一二天内,井水则变成棕红色并有苦涩味,这种现象持续几个小时后又恢复正常,据报道 近十年来井水变化与下大雨之间的关系一一对应,故被当地称为“天气预报井”。我们不妨推测,该井具有一种微妙的结构,能够感知大气压的变化(这里将下大雨转换成气压变化),当这种变化达到一定程度时,它便打开一个“开关”,将棕红色的颜料(某种细微的红土)注入到井水中,每次只注入一定量的颜料(这种颜料有苦涩味),几小时后这种颜料便自行分解为无色透明、无味无害的物质,于是井水又恢复了正常。
事实上,在大地震前许多动物(包括少数正常人和精神病人)都会产生躁动不安的现象。地下深处的岩石断裂、错动初期所产生的微妙震动,以及由此而泄漏的某些气体(例如氡气)、摩擦所产生的电磁变化(某些电荷现象是不可见的或不易被注意,例如黑色闪电,一般呈瘤状,好像一团脏东西,若去触动它便会燃烧或爆炸),或某些未知的因素,能够被动物感觉到,而且产生“大祸临头”的判断。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地震的“主宰”虽然脾气不好,但还不像日本人偷袭珍珠港那样的卑劣,可惜它下的“战书”常常被人扔到了一旁。
假若我们的想象力再丰富一些,还可以推测地震促成了地球生命的起源,因为地震时的岩石摩擦,可能形成新的大分子或有机大分子,并将它们释放到地球表面,成为组成生命体的原始材料。
有趣的是,我国学者周俊(《化石》杂志 1988 年 4 期)和西德学者科朗(《北京青年报》1989 年 12 月 22 日)先后提出一种相近的理论,认为宇宙尘埃中的无机分子和有机分子,在地球形成的时候进入岩石之中并被加工成更复杂的有机分子,由于陨石的撞击或其他因素(地壳的升降、火山爆发之类)的作用,岩石中的有机分子被释放到地表的原始海洋中,从而开始了生命的进化过程;科朗教授和美国太空总署的研究人员,曾将一种橄榄石放置在真空室里,然后用重力将其破碎成粉末,从中发现一种结构相当复杂的多碳分子,而多碳大分子正是组成原始生物的最主要的原质(应当指出,这个实验不能认定这些多碳分子原本就存在岩石之中,因为它们有可能是在破碎过程中才产生的)。
其他学者则认为月球是生命的保护神,因为月球的巨大引力,使早期地球产生巨量的摩擦热(潮汐)并使地核融解,从而产生了地球的强大磁场,正是地球磁场阻挡住了危及生命的宇宙射线,这样地球上的原始生命才能够生存与演化;金星、火星之所以没有生命,则因为它们没有足够大的月球。
远古时代人们非常崇拜月亮,月亮的圆缺变化呈现 28 天的周期,并可分为朔、望、上弦、下弦四个小周期,因此数字 7 和 28 便成为具有神秘象征的数字,上帝七天创造世界,古埃及人以七为生命数,《易经》常常以七日为期限,我们今天说“不管三七二十一”(含有冒险的意思,因为 28 才是完整的周期,时机未到就行动是有危险的),以及著名的二十八星宿,都与月亮的周期运动有关。
现在看来,远古人对月亮的崇拜并非没有道理,许多人都注意到月相的变化(即月亮在空间中的位置)可以影响地球的气候、促发地震、干扰人的情绪,例如美国学者便认为中国三年自然灾害(60 年代初)与月潮变化有关。有趣的是,谷祖善等人(《遗传》杂志 1990 年 6 期)根据大量统计资料的分析,认为月相可能影响了婴儿的性别,他们发现满月时生男孩的比例最小;由于平均孕期 266 天正好是农历的 9 个月, 因此分娩日的月相即受精日的月相。
中国的先哲相信,大自然是一个统一的整体,看起来彼此毫不相干的事物都有着内在的联系,那么它们为什么要彼此相联呢?莫非有什么“利益”在吸引着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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