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中华遗产》杂志2009年第8期编者按：
记者：中国有句古话叫“人的 命，天注定”，这话是不是说古代中国人把自己的 命运吉凶寄托在天上？
江晓原：不是。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这是中国人无法掌握自己命运的 一句说辞。中国普通百姓并没有将自己命运直接寄托天上的 观念，这句话恰恰更适合西方人——西方人的 星 占算命是确定人出生时的 星 宫图（horoscope，日、月、五大行星 在黄道12宫中的 位置），这个天宫图就会注定人的 一生命运。而古代中国人头顶上的 天象只决定军国政事，只为皇家命运服务，因为皇帝是“天子”，天的 儿子由天来管，天只管天的 儿子，这才是中国人的 逻辑。
说到这里，有三个概念有必要厘清：历法、历谱和历书。历法，侧重于指数理天文学（mathematical astronomy），即推算日月行星 运行规律的 那部分；历谱，就是英文中calendar的 意义，是明确当年月份、日期的 日历，它是靠数理天文学推算出来的 ，排算历谱仅仅是历法功能中很小的 一部分。但仅仅排个历谱的 话，没法指导人们的 生活。某一天是不是适合嫁女儿？是不是适合盖房子？于是就需要具体的 历注。有了历注，就成了历书了，就是民间所说的 “黄历”。
造历，当然也是由皇家垄断，皇帝每年要向民间颁行历书，比如最早时周天子要向天下“颁告朔”——采用谁家的 历，就等于奉谁家的 正朔，是谁家的 臣民了。
在历书上附着政治的 行为，到民国时期仍然存在。虽然那时采用了公历，表面看跟国际接轨，但仍然跟黄历相对应，只是换了另外一副面目。每年的 历上，都要写总理遗嘱、三民主义之类的 内容。每次改历，中央党部都要派人参加，天文学家甚至比中央党部的 代表还要政治化，每一页上都摘引好多政治的 东西，好像这样才能把党国政治的 东西宣传到穷乡僻壤去，搞得历书像一个政治手册，很好笑。
这种传统在孙中山的 身上也能看到痕迹。他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后发布的 第一条命令，不是关于军事、政治或外交的 ，而是《改用阳历令》！虽然是改用西方的 历法，但还是中国古代的 政治思想在起作用——历法是统治权的 象征。
记者：人们为什么会相信历书或着说黄历呢？
江晓原：中国人多年来有一个基本指导思想：要在合适的 时间点上做合适的 事情。这个思想并非跟现代科学格格不入，只不过是人们要遵守的 一种自然法则，而这个原则在古人的 生活中比我们现在的 适用范围要大得多而已。比如古代的 人坚持按春播秋收的 规律行事，坚持在秋天才能处决犯人——因为秋天是万物枯萎凋落的 季节——判决后如果不是秋天，那就“延颈以待秋决”，伸着脖子等。而现在的 人判了死刑可以立即执行，但是粮食还是得春播秋收。古人没有我们这么多的 科学理论来解释世界，他看整个世界都是一体的 。在合适的 时间点上做合适的 事，弥漫在整个生活里的 ，衣食住行都受这个指导。这样一个文化氛围里，我们就需要一本标注吉凶宜忌的 历书。它的 作用很重要，在老百姓生活中一直影响不小。
其实，在合适的 时间点上做合适的 事，西方人也有这个思想，但没有我们这么强。有句反思越战的 话很著名：“在错误的 时间、错误的 地点，打了一场错误的 战争。”这样的 想法本身也没什么神秘的 ，但中国人特别强调，在中国古人的 行为中渗透很深，包括皇家行动，这就决定了：历书在中国古人的 生活中，有很重要的 指导作用。
回过头来看星 占和历书这两样中国古代天学研究的 结果，星 占学是探讨天命、预言军国大事，因而成为皇家禁脔，普通人不得私习天文，而历书中的 种种吉凶宜忌，是上至统治者，下至平民百姓都会讲求和遵守的 。
记者：在中国古代人眼中，天象有吉凶，预示政治作为的 优劣，在某些时候，天象甚至成为政治的 博弈筹码之一，但是有的 皇帝自己也曾习学天文，也可能明白其数理天文学的 理据，了解星 占的 伪科学一面，实际上整个统治集团在多大程度上相信这个东西？
江晓原：皇帝“私习天文”也不容易，康熙是真的 学过，让传教士教他，还做作业，入了一点门。
统治集团是否真的 相信星 占指引的 吉凶之说呢？还是从故事中来看。
春秋晚期郑国子产的 星 占学家跟他说：京城要发生大火。子产没理会。后来预言应验，星 占学家又说，再过多少时间，又要大火，要祭神以避免火灾。子产又不信。他说：“是亦多言，岂不或中？”结果这一次，火灾没有发生。子产的 解释是很唯物主义的 ——多言或中，反复说，总会说中一两次的 。概率保证你偶尔会蒙对一两次。
还有一个例子，《宋史·王旦传》中说：有人向宋真宗提议搞封禅活动，“可以镇服四海，夸示外国”，借以掩饰宋朝在军事行动上的 失利。但封禅不是随便可以搞的 ，要有“天瑞”证明帝王英明神武感动上天才行，宋真宗还在犹豫，有一天老臣杜镐值班，真宗突然问他：“古所谓河出图、洛出书，果何事耶？”老大臣不知道皇帝的 心思，就随口说了实话：“此圣人以神道设教尔”——这就点出了要害。此前大臣王钦若早就对皇帝说穿了：“天瑞安可必得？前代盖有以人力为之者，惟人主深信而崇之，以明示天下，则与天瑞无异也。”也就是说，“天瑞”是可以用人力造假的 ，决策者搞这些神神道道的 东西，是用来教化老百姓的 。他们自己心里知道，但表面上要做出相信的 姿态来，让老百姓都相信，这样对统治有利。
记者：在印象中，我们的 天学有太多人为的 、功利的 色彩，而西方天文学却有着相当严谨的 数理天文学传统，至今统领世界。这是不是我们之间最大的 不同？
江晓原：在看天的 问题上，中国人与西方人只有性质上的 不同，没有技术上的 不同，中国也有数理天文学。中国历法中大部分内容都是以“推步”技术来观察日月和五大行星 的 运行，这就是数理天文学。只不过古希腊人的 方法是制造几何模型，中国人用的 是数值模型，将大大小小的 运行周期叠加起来，同样能在相当程度上实现准确计算。
当然，后来西方天文学在近代天体力学的 推动下取得飞速发展，与中国的 数理天文学早已不可同日而语。两者的 性质是不一样的 ，我们的 数理天文学完全是为皇家事务服务的 。西方的 天文学则可以没有这样功利的 目的 ，独立发展。
其实大家看的 是一片共同的 天空，必然会有很多共通的 地方。我早些年的 研究表明，在唐代以前这两个体系 之间已经有过一些交流的 迹象。唐代还曾经用过印度传来的 数理天文学方法，来帮助推算，而印度这些方法的 源头就在希腊，实际上是受了希腊方法的 影响。唐朝甚至有过印度裔的 太史监（掌管皇家天学机构的 官员）。但是中国人觉得自己这一套已经够博大精深的 了，影响之余，大家还是按照各自的 一套来。至明朝末年，中国人与西方天文学开始互相正面接触。清朝开始，钦天监任命了西方传教士做负责人，改用了欧洲的 推算方法。但是性质没有变，还是为皇家服务，为政治服务。
记者：如果让您总结，中国古代天学最突出的 特色是什么？
江晓原：中国古代天学最大的 特点，就是科学为伪科学服务。
当然，所谓伪科学，是用今天的 标准来分类。我主张对伪科学宽容，用不着迁怒于它。科学哲学研究者们早就说过：科学与伪科学这个划界工作是完不成的 。
中国古代天学的 基本原则是观测呈现出来的 天象，来了解人间的 吉凶。星 占学家的 任务是解读“上天”的 昭示。对于星 占学家来说，仅能解释某个已经出现的 天象是不够的 ，有些天象需要预先知道。比如日食。这在中国古代政治中是一种重要的 天象讯号，代表政治黑暗、上天发出警报。出现日食，古代帝王要开门整风，号召大家给他提意见，甚至还象征性地把某个宰相免职，表示让他顶罪。触怒上天了，皇帝还要下一个自我检讨的 东西，同时还要不穿好看衣服、不吃大鱼大肉，晚上也不和美女上床，要做个姿态。就像小孩子作了错事，不敢要求吃冰淇淋了，也不看电视了，乖乖做作业了。
对此，中央政府和各地都要提前多日准备仪式。那么星 占学家必须提前做出准确预报。所以，皇家天学机构的 人员推算太阳、月亮、和五大行星 这“七政”的 运行轨道，计算给定时间内七政运行的 位置，是相当重要的 ，要明确地说出这些，就要用到现代人所说的 数理天文学——伪科学不意味着不需要使用科学的 工具。
中国古代的 数理天文学，中国古人并不想通过它去探索自然，它就好比是那台用来算命的 电脑。
记者：西方的 情况又是怎样？
江晓原：在西方，现代天文学的 传统可以一直追溯到古希腊，虽然中间有过中断。古希腊罗得岛上就有希帕恰斯的 私人天文台，这种没有什么服务对象的 看天，只能理解为出自探索自然奥秘的 好奇心——类似情形，在古代中国迄今尚未发现，史料上也找不到支持这种情形的 证据。
从古时起，西方人就有两条并存的 线，这对中国人来说难以想象。在这一点上，托勒密是一个典型人物——他写了“星 占学的 圣经”《四卷书》，也写了“天文学的 圣经”《至大论》，虽然他的 星 占学要用到数理天文学，但《至大论》确实是在建构宇宙体系 。托勒密可以既是星 占学家又是天文学家。
我们现在读天文学的 历史，一定能看见开普勒这个名字，他确立了行星 运动三定律。还有第谷，清朝的 官方天文学开始采纳欧洲天文学体系 ，就是来自第谷的 体系 。在他们的 时代（16～17世纪之交），星 占的 名气很大，他们替国王占星 算命，同时思考天文学的 事情。
开普勒比较穷，他编星 占历书来挣钱，这有点像中国古代的 黄历，包括预测来年丰收与否、有无战争等等，以及一些日常的 生活知识。西方没有历书的 官方垄断，大家都可以编。因为开普勒编得好，书商每年找他，好些年他就靠这个东西挣钱。他曾有名言说：“星 占学女儿不挣来钱，天文学母亲便要饿死。”
当代很多西方科学家——甚至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同时也是研究神秘现象的 灵学会的 会员和会长。他可以白天在实验室里做科学家，晚上到灵学会去讲神秘主义的 东西。对他来说这两个东西是分开的 、可以并存的 。而我们多年的 教育，一直给我们一种一元化的 思维。其实人都是多面的 。
记者：如果中国古代天学仅仅是“科学为伪科学服务”，这岂不是很悲哀？它还有何积极意义？
江晓原：我觉得完全不用悲哀。
即使按照今天的 科学标准，中国古代天学也有其积极意义——尽管这个意义是我们今天赋予它的 。这个意义主要表现在具有科学价值或学术价值的 天学遗产上。
中国古代天学的 遗产究竟是什么，并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 问题。人们最先想到的 ，往往是收录在《中国古代天象记录总集》一书中的 天象记录，共一万多条。这是天学遗产中最富科学价值的 部分。古人虽是出于星 占学的 目的 而记录了这些天象，但是它们在今天却可以为现代天文学所利用。由于现代天文学研究的 对象是天体，而天体的 演变在时间上通常都是大尺度的 ，千万年只如一瞬。因此古代的 记录，即使科学性、准确性差一点，也仍然弥足珍贵。
其次是九十多种有具体数据记载的 历法，这是天学遗产中最富科学色彩的 部分。中国古代的 历法实际上是研究天体运行规律的 ，其中有很大的 成份是数理天文学，它们反映了当时人们掌握的 天文学知识。
再次就是大量“天学秘籍”，外加散布在中国浩如烟海的 古籍中的 各种零星 记载。这部分数量最大，如何看待和利用也最成问题。
我们也可以尝试从另一种思路来看待中国天学的 遗产。办法是将这些遗产为三类：第一类：可以用来解决现代天文学问题的 遗产；第二类：可以用来解决历史年代学问题的 遗产；第三类：可以用来了解古代社会的 遗产。这样，基本上可以将中国天学的 遗产一网打尽。
其实解决现代天文学问题也好（比如《古新星 新表》对现代天体物理学的 贡献、古代星 占学文献帮助解决天体物理学中的 “天狼星 颜色问题”等），解决历史年代学问题也好（比如确定武王伐纣的 年份、计算孔子的 诞辰等），都只是利用了中国天学遗产的 一小部分。那么这宗遗产的 最大部分可作什么用呢？这用处就是可以用来了解古代社会。
读者读到此处，应该早已知道中国古代没有今天意义上的 天文学，有的 只是“天学”。这天学不是一种自然科学。一次日食、一次金星 或木星 的 特殊位置，更不要说一次彗星 出现了，这些天象在古代中国人看来都不是科学问题（他们也没听说过这个字眼），而是一个哲学问题，一个神学问题，或是一个政治问题——政治这个字眼他们倒是听说过的 。
由于天学在中国古代有着极为特殊的 地位（这一地位是其他学科，比如数学、物理、炼丹、纺织、医学、农学之类根本无法相比的 ），因此它就成为了解古代中国人政治生活、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的 无可替代的 重要途径。古籍中几乎所有与天学有关的 文献都有此用处。中国天学这方面遗产的 利用，将随着历史研究的 深入和拓展，比如社会学方法、文化人类学方法之日益引入，而展开广阔的 前景。
江晓原：不是。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这是中国人无法掌握自己命运的 一句说辞。中国普通百姓并没有将自己命运直接寄托天上的 观念，这句话恰恰更适合西方人——西方人的 星 占算命是确定人出生时的 星 宫图（horoscope，日、月、五大行星 在黄道12宫中的 位置），这个天宫图就会注定人的 一生命运。而古代中国人头顶上的 天象只决定军国政事，只为皇家命运服务，因为皇帝是“天子”，天的 儿子由天来管，天只管天的 儿子，这才是中国人的 逻辑。
说到这里，有三个概念有必要厘清：历法、历谱和历书。历法，侧重于指数理天文学（mathematical astronomy），即推算日月行星 运行规律的 那部分；历谱，就是英文中calendar的 意义，是明确当年月份、日期的 日历，它是靠数理天文学推算出来的 ，排算历谱仅仅是历法功能中很小的 一部分。但仅仅排个历谱的 话，没法指导人们的 生活。某一天是不是适合嫁女儿？是不是适合盖房子？于是就需要具体的 历注。有了历注，就成了历书了，就是民间所说的 “黄历”。
造历，当然也是由皇家垄断，皇帝每年要向民间颁行历书，比如最早时周天子要向天下“颁告朔”——采用谁家的 历，就等于奉谁家的 正朔，是谁家的 臣民了。
在历书上附着政治的 行为，到民国时期仍然存在。虽然那时采用了公历，表面看跟国际接轨，但仍然跟黄历相对应，只是换了另外一副面目。每年的 历上，都要写总理遗嘱、三民主义之类的 内容。每次改历，中央党部都要派人参加，天文学家甚至比中央党部的 代表还要政治化，每一页上都摘引好多政治的 东西，好像这样才能把党国政治的 东西宣传到穷乡僻壤去，搞得历书像一个政治手册，很好笑。
这种传统在孙中山的 身上也能看到痕迹。他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后发布的 第一条命令，不是关于军事、政治或外交的 ，而是《改用阳历令》！虽然是改用西方的 历法，但还是中国古代的 政治思想在起作用——历法是统治权的 象征。
记者：人们为什么会相信历书或着说黄历呢？
江晓原：中国人多年来有一个基本指导思想：要在合适的 时间点上做合适的 事情。这个思想并非跟现代科学格格不入，只不过是人们要遵守的 一种自然法则，而这个原则在古人的 生活中比我们现在的 适用范围要大得多而已。比如古代的 人坚持按春播秋收的 规律行事，坚持在秋天才能处决犯人——因为秋天是万物枯萎凋落的 季节——判决后如果不是秋天，那就“延颈以待秋决”，伸着脖子等。而现在的 人判了死刑可以立即执行，但是粮食还是得春播秋收。古人没有我们这么多的 科学理论来解释世界，他看整个世界都是一体的 。在合适的 时间点上做合适的 事，弥漫在整个生活里的 ，衣食住行都受这个指导。这样一个文化氛围里，我们就需要一本标注吉凶宜忌的 历书。它的 作用很重要，在老百姓生活中一直影响不小。
其实，在合适的 时间点上做合适的 事，西方人也有这个思想，但没有我们这么强。有句反思越战的 话很著名：“在错误的 时间、错误的 地点，打了一场错误的 战争。”这样的 想法本身也没什么神秘的 ，但中国人特别强调，在中国古人的 行为中渗透很深，包括皇家行动，这就决定了：历书在中国古人的 生活中，有很重要的 指导作用。
回过头来看星 占和历书这两样中国古代天学研究的 结果，星 占学是探讨天命、预言军国大事，因而成为皇家禁脔，普通人不得私习天文，而历书中的 种种吉凶宜忌，是上至统治者，下至平民百姓都会讲求和遵守的 。
记者：在中国古代人眼中，天象有吉凶，预示政治作为的 优劣，在某些时候，天象甚至成为政治的 博弈筹码之一，但是有的 皇帝自己也曾习学天文，也可能明白其数理天文学的 理据，了解星 占的 伪科学一面，实际上整个统治集团在多大程度上相信这个东西？
江晓原：皇帝“私习天文”也不容易，康熙是真的 学过，让传教士教他，还做作业，入了一点门。
统治集团是否真的 相信星 占指引的 吉凶之说呢？还是从故事中来看。
春秋晚期郑国子产的 星 占学家跟他说：京城要发生大火。子产没理会。后来预言应验，星 占学家又说，再过多少时间，又要大火，要祭神以避免火灾。子产又不信。他说：“是亦多言，岂不或中？”结果这一次，火灾没有发生。子产的 解释是很唯物主义的 ——多言或中，反复说，总会说中一两次的 。概率保证你偶尔会蒙对一两次。
还有一个例子，《宋史·王旦传》中说：有人向宋真宗提议搞封禅活动，“可以镇服四海，夸示外国”，借以掩饰宋朝在军事行动上的 失利。但封禅不是随便可以搞的 ，要有“天瑞”证明帝王英明神武感动上天才行，宋真宗还在犹豫，有一天老臣杜镐值班，真宗突然问他：“古所谓河出图、洛出书，果何事耶？”老大臣不知道皇帝的 心思，就随口说了实话：“此圣人以神道设教尔”——这就点出了要害。此前大臣王钦若早就对皇帝说穿了：“天瑞安可必得？前代盖有以人力为之者，惟人主深信而崇之，以明示天下，则与天瑞无异也。”也就是说，“天瑞”是可以用人力造假的 ，决策者搞这些神神道道的 东西，是用来教化老百姓的 。他们自己心里知道，但表面上要做出相信的 姿态来，让老百姓都相信，这样对统治有利。
记者：在印象中，我们的 天学有太多人为的 、功利的 色彩，而西方天文学却有着相当严谨的 数理天文学传统，至今统领世界。这是不是我们之间最大的 不同？
江晓原：在看天的 问题上，中国人与西方人只有性质上的 不同，没有技术上的 不同，中国也有数理天文学。中国历法中大部分内容都是以“推步”技术来观察日月和五大行星 的 运行，这就是数理天文学。只不过古希腊人的 方法是制造几何模型，中国人用的 是数值模型，将大大小小的 运行周期叠加起来，同样能在相当程度上实现准确计算。
当然，后来西方天文学在近代天体力学的 推动下取得飞速发展，与中国的 数理天文学早已不可同日而语。两者的 性质是不一样的 ，我们的 数理天文学完全是为皇家事务服务的 。西方的 天文学则可以没有这样功利的 目的 ，独立发展。
其实大家看的 是一片共同的 天空，必然会有很多共通的 地方。我早些年的 研究表明，在唐代以前这两个体系 之间已经有过一些交流的 迹象。唐代还曾经用过印度传来的 数理天文学方法，来帮助推算，而印度这些方法的 源头就在希腊，实际上是受了希腊方法的 影响。唐朝甚至有过印度裔的 太史监（掌管皇家天学机构的 官员）。但是中国人觉得自己这一套已经够博大精深的 了，影响之余，大家还是按照各自的 一套来。至明朝末年，中国人与西方天文学开始互相正面接触。清朝开始，钦天监任命了西方传教士做负责人，改用了欧洲的 推算方法。但是性质没有变，还是为皇家服务，为政治服务。
记者：如果让您总结，中国古代天学最突出的 特色是什么？
江晓原：中国古代天学最大的 特点，就是科学为伪科学服务。
当然，所谓伪科学，是用今天的 标准来分类。我主张对伪科学宽容，用不着迁怒于它。科学哲学研究者们早就说过：科学与伪科学这个划界工作是完不成的 。
中国古代天学的 基本原则是观测呈现出来的 天象，来了解人间的 吉凶。星 占学家的 任务是解读“上天”的 昭示。对于星 占学家来说，仅能解释某个已经出现的 天象是不够的 ，有些天象需要预先知道。比如日食。这在中国古代政治中是一种重要的 天象讯号，代表政治黑暗、上天发出警报。出现日食，古代帝王要开门整风，号召大家给他提意见，甚至还象征性地把某个宰相免职，表示让他顶罪。触怒上天了，皇帝还要下一个自我检讨的 东西，同时还要不穿好看衣服、不吃大鱼大肉，晚上也不和美女上床，要做个姿态。就像小孩子作了错事，不敢要求吃冰淇淋了，也不看电视了，乖乖做作业了。
对此，中央政府和各地都要提前多日准备仪式。那么星 占学家必须提前做出准确预报。所以，皇家天学机构的 人员推算太阳、月亮、和五大行星 这“七政”的 运行轨道，计算给定时间内七政运行的 位置，是相当重要的 ，要明确地说出这些，就要用到现代人所说的 数理天文学——伪科学不意味着不需要使用科学的 工具。
中国古代的 数理天文学，中国古人并不想通过它去探索自然，它就好比是那台用来算命的 电脑。
记者：西方的 情况又是怎样？
江晓原：在西方，现代天文学的 传统可以一直追溯到古希腊，虽然中间有过中断。古希腊罗得岛上就有希帕恰斯的 私人天文台，这种没有什么服务对象的 看天，只能理解为出自探索自然奥秘的 好奇心——类似情形，在古代中国迄今尚未发现，史料上也找不到支持这种情形的 证据。
从古时起，西方人就有两条并存的 线，这对中国人来说难以想象。在这一点上，托勒密是一个典型人物——他写了“星 占学的 圣经”《四卷书》，也写了“天文学的 圣经”《至大论》，虽然他的 星 占学要用到数理天文学，但《至大论》确实是在建构宇宙体系 。托勒密可以既是星 占学家又是天文学家。
我们现在读天文学的 历史，一定能看见开普勒这个名字，他确立了行星 运动三定律。还有第谷，清朝的 官方天文学开始采纳欧洲天文学体系 ，就是来自第谷的 体系 。在他们的 时代（16～17世纪之交），星 占的 名气很大，他们替国王占星 算命，同时思考天文学的 事情。
开普勒比较穷，他编星 占历书来挣钱，这有点像中国古代的 黄历，包括预测来年丰收与否、有无战争等等，以及一些日常的 生活知识。西方没有历书的 官方垄断，大家都可以编。因为开普勒编得好，书商每年找他，好些年他就靠这个东西挣钱。他曾有名言说：“星 占学女儿不挣来钱，天文学母亲便要饿死。”
当代很多西方科学家——甚至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同时也是研究神秘现象的 灵学会的 会员和会长。他可以白天在实验室里做科学家，晚上到灵学会去讲神秘主义的 东西。对他来说这两个东西是分开的 、可以并存的 。而我们多年的 教育，一直给我们一种一元化的 思维。其实人都是多面的 。
记者：如果中国古代天学仅仅是“科学为伪科学服务”，这岂不是很悲哀？它还有何积极意义？
江晓原：我觉得完全不用悲哀。
即使按照今天的 科学标准，中国古代天学也有其积极意义——尽管这个意义是我们今天赋予它的 。这个意义主要表现在具有科学价值或学术价值的 天学遗产上。
中国古代天学的 遗产究竟是什么，并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 问题。人们最先想到的 ，往往是收录在《中国古代天象记录总集》一书中的 天象记录，共一万多条。这是天学遗产中最富科学价值的 部分。古人虽是出于星 占学的 目的 而记录了这些天象，但是它们在今天却可以为现代天文学所利用。由于现代天文学研究的 对象是天体，而天体的 演变在时间上通常都是大尺度的 ，千万年只如一瞬。因此古代的 记录，即使科学性、准确性差一点，也仍然弥足珍贵。
其次是九十多种有具体数据记载的 历法，这是天学遗产中最富科学色彩的 部分。中国古代的 历法实际上是研究天体运行规律的 ，其中有很大的 成份是数理天文学，它们反映了当时人们掌握的 天文学知识。
再次就是大量“天学秘籍”，外加散布在中国浩如烟海的 古籍中的 各种零星 记载。这部分数量最大，如何看待和利用也最成问题。
我们也可以尝试从另一种思路来看待中国天学的 遗产。办法是将这些遗产为三类：第一类：可以用来解决现代天文学问题的 遗产；第二类：可以用来解决历史年代学问题的 遗产；第三类：可以用来了解古代社会的 遗产。这样，基本上可以将中国天学的 遗产一网打尽。
其实解决现代天文学问题也好（比如《古新星 新表》对现代天体物理学的 贡献、古代星 占学文献帮助解决天体物理学中的 “天狼星 颜色问题”等），解决历史年代学问题也好（比如确定武王伐纣的 年份、计算孔子的 诞辰等），都只是利用了中国天学遗产的 一小部分。那么这宗遗产的 最大部分可作什么用呢？这用处就是可以用来了解古代社会。
读者读到此处，应该早已知道中国古代没有今天意义上的 天文学，有的 只是“天学”。这天学不是一种自然科学。一次日食、一次金星 或木星 的 特殊位置，更不要说一次彗星 出现了，这些天象在古代中国人看来都不是科学问题（他们也没听说过这个字眼），而是一个哲学问题，一个神学问题，或是一个政治问题——政治这个字眼他们倒是听说过的 。
由于天学在中国古代有着极为特殊的 地位（这一地位是其他学科，比如数学、物理、炼丹、纺织、医学、农学之类根本无法相比的 ），因此它就成为了解古代中国人政治生活、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的 无可替代的 重要途径。古籍中几乎所有与天学有关的 文献都有此用处。中国天学这方面遗产的 利用，将随着历史研究的 深入和拓展，比如社会学方法、文化人类学方法之日益引入，而展开广阔的 前景。
说到这里，有三个概念有必要厘清：历法、历谱和历书。历法，侧重于指数理天文学（mathematical astronomy），即推算日月行星 运行规律的 那部分；历谱，就是英文中calendar的 意义，是明确当年月份、日期的 日历，它是靠数理天文学推算出来的 ，排算历谱仅仅是历法功能中很小的 一部分。但仅仅排个历谱的 话，没法指导人们的 生活。某一天是不是适合嫁女儿？是不是适合盖房子？于是就需要具体的 历注。有了历注，就成了历书了，就是民间所说的 “黄历”。
造历，当然也是由皇家垄断，皇帝每年要向民间颁行历书，比如最早时周天子要向天下“颁告朔”——采用谁家的 历，就等于奉谁家的 正朔，是谁家的 臣民了。
在历书上附着政治的 行为，到民国时期仍然存在。虽然那时采用了公历，表面看跟国际接轨，但仍然跟黄历相对应，只是换了另外一副面目。每年的 历上，都要写总理遗嘱、三民主义之类的 内容。每次改历，中央党部都要派人参加，天文学家甚至比中央党部的 代表还要政治化，每一页上都摘引好多政治的 东西，好像这样才能把党国政治的 东西宣传到穷乡僻壤去，搞得历书像一个政治手册，很好笑。
这种传统在孙中山的 身上也能看到痕迹。他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后发布的 第一条命令，不是关于军事、政治或外交的 ，而是《改用阳历令》！虽然是改用西方的 历法，但还是中国古代的 政治思想在起作用——历法是统治权的 象征。
记者：人们为什么会相信历书或着说黄历呢？
江晓原：中国人多年来有一个基本指导思想：要在合适的 时间点上做合适的 事情。这个思想并非跟现代科学格格不入，只不过是人们要遵守的 一种自然法则，而这个原则在古人的 生活中比我们现在的 适用范围要大得多而已。比如古代的 人坚持按春播秋收的 规律行事，坚持在秋天才能处决犯人——因为秋天是万物枯萎凋落的 季节——判决后如果不是秋天，那就“延颈以待秋决”，伸着脖子等。而现在的 人判了死刑可以立即执行，但是粮食还是得春播秋收。古人没有我们这么多的 科学理论来解释世界，他看整个世界都是一体的 。在合适的 时间点上做合适的 事，弥漫在整个生活里的 ，衣食住行都受这个指导。这样一个文化氛围里，我们就需要一本标注吉凶宜忌的 历书。它的 作用很重要，在老百姓生活中一直影响不小。
其实，在合适的 时间点上做合适的 事，西方人也有这个思想，但没有我们这么强。有句反思越战的 话很著名：“在错误的 时间、错误的 地点，打了一场错误的 战争。”这样的 想法本身也没什么神秘的 ，但中国人特别强调，在中国古人的 行为中渗透很深，包括皇家行动，这就决定了：历书在中国古人的 生活中，有很重要的 指导作用。
回过头来看星 占和历书这两样中国古代天学研究的 结果，星 占学是探讨天命、预言军国大事，因而成为皇家禁脔，普通人不得私习天文，而历书中的 种种吉凶宜忌，是上至统治者，下至平民百姓都会讲求和遵守的 。
记者：在中国古代人眼中，天象有吉凶，预示政治作为的 优劣，在某些时候，天象甚至成为政治的 博弈筹码之一，但是有的 皇帝自己也曾习学天文，也可能明白其数理天文学的 理据，了解星 占的 伪科学一面，实际上整个统治集团在多大程度上相信这个东西？
江晓原：皇帝“私习天文”也不容易，康熙是真的 学过，让传教士教他，还做作业，入了一点门。
统治集团是否真的 相信星 占指引的 吉凶之说呢？还是从故事中来看。
春秋晚期郑国子产的 星 占学家跟他说：京城要发生大火。子产没理会。后来预言应验，星 占学家又说，再过多少时间，又要大火，要祭神以避免火灾。子产又不信。他说：“是亦多言，岂不或中？”结果这一次，火灾没有发生。子产的 解释是很唯物主义的 ——多言或中，反复说，总会说中一两次的 。概率保证你偶尔会蒙对一两次。
还有一个例子，《宋史·王旦传》中说：有人向宋真宗提议搞封禅活动，“可以镇服四海，夸示外国”，借以掩饰宋朝在军事行动上的 失利。但封禅不是随便可以搞的 ，要有“天瑞”证明帝王英明神武感动上天才行，宋真宗还在犹豫，有一天老臣杜镐值班，真宗突然问他：“古所谓河出图、洛出书，果何事耶？”老大臣不知道皇帝的 心思，就随口说了实话：“此圣人以神道设教尔”——这就点出了要害。此前大臣王钦若早就对皇帝说穿了：“天瑞安可必得？前代盖有以人力为之者，惟人主深信而崇之，以明示天下，则与天瑞无异也。”也就是说，“天瑞”是可以用人力造假的 ，决策者搞这些神神道道的 东西，是用来教化老百姓的 。他们自己心里知道，但表面上要做出相信的 姿态来，让老百姓都相信，这样对统治有利。
记者：在印象中，我们的 天学有太多人为的 、功利的 色彩，而西方天文学却有着相当严谨的 数理天文学传统，至今统领世界。这是不是我们之间最大的 不同？
江晓原：在看天的 问题上，中国人与西方人只有性质上的 不同，没有技术上的 不同，中国也有数理天文学。中国历法中大部分内容都是以“推步”技术来观察日月和五大行星 的 运行，这就是数理天文学。只不过古希腊人的 方法是制造几何模型，中国人用的 是数值模型，将大大小小的 运行周期叠加起来，同样能在相当程度上实现准确计算。
当然，后来西方天文学在近代天体力学的 推动下取得飞速发展，与中国的 数理天文学早已不可同日而语。两者的 性质是不一样的 ，我们的 数理天文学完全是为皇家事务服务的 。西方的 天文学则可以没有这样功利的 目的 ，独立发展。
其实大家看的 是一片共同的 天空，必然会有很多共通的 地方。我早些年的 研究表明，在唐代以前这两个体系 之间已经有过一些交流的 迹象。唐代还曾经用过印度传来的 数理天文学方法，来帮助推算，而印度这些方法的 源头就在希腊，实际上是受了希腊方法的 影响。唐朝甚至有过印度裔的 太史监（掌管皇家天学机构的 官员）。但是中国人觉得自己这一套已经够博大精深的 了，影响之余，大家还是按照各自的 一套来。至明朝末年，中国人与西方天文学开始互相正面接触。清朝开始，钦天监任命了西方传教士做负责人，改用了欧洲的 推算方法。但是性质没有变，还是为皇家服务，为政治服务。
记者：如果让您总结，中国古代天学最突出的 特色是什么？
江晓原：中国古代天学最大的 特点，就是科学为伪科学服务。
当然，所谓伪科学，是用今天的 标准来分类。我主张对伪科学宽容，用不着迁怒于它。科学哲学研究者们早就说过：科学与伪科学这个划界工作是完不成的 。
中国古代天学的 基本原则是观测呈现出来的 天象，来了解人间的 吉凶。星 占学家的 任务是解读“上天”的 昭示。对于星 占学家来说，仅能解释某个已经出现的 天象是不够的 ，有些天象需要预先知道。比如日食。这在中国古代政治中是一种重要的 天象讯号，代表政治黑暗、上天发出警报。出现日食，古代帝王要开门整风，号召大家给他提意见，甚至还象征性地把某个宰相免职，表示让他顶罪。触怒上天了，皇帝还要下一个自我检讨的 东西，同时还要不穿好看衣服、不吃大鱼大肉，晚上也不和美女上床，要做个姿态。就像小孩子作了错事，不敢要求吃冰淇淋了，也不看电视了，乖乖做作业了。
对此，中央政府和各地都要提前多日准备仪式。那么星 占学家必须提前做出准确预报。所以，皇家天学机构的 人员推算太阳、月亮、和五大行星 这“七政”的 运行轨道，计算给定时间内七政运行的 位置，是相当重要的 ，要明确地说出这些，就要用到现代人所说的 数理天文学——伪科学不意味着不需要使用科学的 工具。
中国古代的 数理天文学，中国古人并不想通过它去探索自然，它就好比是那台用来算命的 电脑。
记者：西方的 情况又是怎样？
江晓原：在西方，现代天文学的 传统可以一直追溯到古希腊，虽然中间有过中断。古希腊罗得岛上就有希帕恰斯的 私人天文台，这种没有什么服务对象的 看天，只能理解为出自探索自然奥秘的 好奇心——类似情形，在古代中国迄今尚未发现，史料上也找不到支持这种情形的 证据。
从古时起，西方人就有两条并存的 线，这对中国人来说难以想象。在这一点上，托勒密是一个典型人物——他写了“星 占学的 圣经”《四卷书》，也写了“天文学的 圣经”《至大论》，虽然他的 星 占学要用到数理天文学，但《至大论》确实是在建构宇宙体系 。托勒密可以既是星 占学家又是天文学家。
我们现在读天文学的 历史，一定能看见开普勒这个名字，他确立了行星 运动三定律。还有第谷，清朝的 官方天文学开始采纳欧洲天文学体系 ，就是来自第谷的 体系 。在他们的 时代（16～17世纪之交），星 占的 名气很大，他们替国王占星 算命，同时思考天文学的 事情。
开普勒比较穷，他编星 占历书来挣钱，这有点像中国古代的 黄历，包括预测来年丰收与否、有无战争等等，以及一些日常的 生活知识。西方没有历书的 官方垄断，大家都可以编。因为开普勒编得好，书商每年找他，好些年他就靠这个东西挣钱。他曾有名言说：“星 占学女儿不挣来钱，天文学母亲便要饿死。”
当代很多西方科学家——甚至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同时也是研究神秘现象的 灵学会的 会员和会长。他可以白天在实验室里做科学家，晚上到灵学会去讲神秘主义的 东西。对他来说这两个东西是分开的 、可以并存的 。而我们多年的 教育，一直给我们一种一元化的 思维。其实人都是多面的 。
记者：如果中国古代天学仅仅是“科学为伪科学服务”，这岂不是很悲哀？它还有何积极意义？
江晓原：我觉得完全不用悲哀。
即使按照今天的 科学标准，中国古代天学也有其积极意义——尽管这个意义是我们今天赋予它的 。这个意义主要表现在具有科学价值或学术价值的 天学遗产上。
中国古代天学的 遗产究竟是什么，并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 问题。人们最先想到的 ，往往是收录在《中国古代天象记录总集》一书中的 天象记录，共一万多条。这是天学遗产中最富科学价值的 部分。古人虽是出于星 占学的 目的 而记录了这些天象，但是它们在今天却可以为现代天文学所利用。由于现代天文学研究的 对象是天体，而天体的 演变在时间上通常都是大尺度的 ，千万年只如一瞬。因此古代的 记录，即使科学性、准确性差一点，也仍然弥足珍贵。
其次是九十多种有具体数据记载的 历法，这是天学遗产中最富科学色彩的 部分。中国古代的 历法实际上是研究天体运行规律的 ，其中有很大的 成份是数理天文学，它们反映了当时人们掌握的 天文学知识。
再次就是大量“天学秘籍”，外加散布在中国浩如烟海的 古籍中的 各种零星 记载。这部分数量最大，如何看待和利用也最成问题。
我们也可以尝试从另一种思路来看待中国天学的 遗产。办法是将这些遗产为三类：第一类：可以用来解决现代天文学问题的 遗产；第二类：可以用来解决历史年代学问题的 遗产；第三类：可以用来了解古代社会的 遗产。这样，基本上可以将中国天学的 遗产一网打尽。
其实解决现代天文学问题也好（比如《古新星 新表》对现代天体物理学的 贡献、古代星 占学文献帮助解决天体物理学中的 “天狼星 颜色问题”等），解决历史年代学问题也好（比如确定武王伐纣的 年份、计算孔子的 诞辰等），都只是利用了中国天学遗产的 一小部分。那么这宗遗产的 最大部分可作什么用呢？这用处就是可以用来了解古代社会。
读者读到此处，应该早已知道中国古代没有今天意义上的 天文学，有的 只是“天学”。这天学不是一种自然科学。一次日食、一次金星 或木星 的 特殊位置，更不要说一次彗星 出现了，这些天象在古代中国人看来都不是科学问题（他们也没听说过这个字眼），而是一个哲学问题，一个神学问题，或是一个政治问题——政治这个字眼他们倒是听说过的 。
由于天学在中国古代有着极为特殊的 地位（这一地位是其他学科，比如数学、物理、炼丹、纺织、医学、农学之类根本无法相比的 ），因此它就成为了解古代中国人政治生活、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的 无可替代的 重要途径。古籍中几乎所有与天学有关的 文献都有此用处。中国天学这方面遗产的 利用，将随着历史研究的 深入和拓展，比如社会学方法、文化人类学方法之日益引入，而展开广阔的 前景。
说到这里，有三个概念有必要厘清：历法、历谱和历书。历法，侧重于指数理天文学（mathematical astronomy），即推算日月行星 运行规律的 那部分；历谱，就是英文中calendar的 意义，是明确当年月份、日期的 日历，它是靠数理天文学推算出来的 ，排算历谱仅仅是历法功能中很小的 一部分。但仅仅排个历谱的 话，没法指导人们的 生活。某一天是不是适合嫁女儿？是不是适合盖房子？于是就需要具体的 历注。有了历注，就成了历书了，就是民间所说的 “黄历”。
造历，当然也是由皇家垄断，皇帝每年要向民间颁行历书，比如最早时周天子要向天下“颁告朔”——采用谁家的 历，就等于奉谁家的 正朔，是谁家的 臣民了。
在历书上附着政治的 行为，到民国时期仍然存在。虽然那时采用了公历，表面看跟国际接轨，但仍然跟黄历相对应，只是换了另外一副面目。每年的 历上，都要写总理遗嘱、三民主义之类的 内容。每次改历，中央党部都要派人参加，天文学家甚至比中央党部的 代表还要政治化，每一页上都摘引好多政治的 东西，好像这样才能把党国政治的 东西宣传到穷乡僻壤去，搞得历书像一个政治手册，很好笑。 这种传统在孙中山的 身上也能看到痕迹。他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后发布的 第一条命令，不是关于军事、政治或外交的 ，而是《改用阳历令》！虽然是改用西方的 历法，但还是中国古代的 政治思想在起作用——历法是统治权的 象征。
记者：人们为什么会相信历书或着说黄历呢？
江晓原：中国人多年来有一个基本指导思想：要在合适的 时间点上做合适的 事情。这个思想并非跟现代科学格格不入，只不过是人们要遵守的 一种自然法则，而这个原则在古人的 生活中比我们现在的 适用范围要大得多而已。比如古代的 人坚持按春播秋收的 规律行事，坚持在秋天才能处决犯人——因为秋天是万物枯萎凋落的 季节——判决后如果不是秋天，那就“延颈以待秋决”，伸着脖子等。而现在的 人判了死刑可以立即执行，但是粮食还是得春播秋收。古人没有我们这么多的 科学理论来解释世界，他看整个世界都是一体的 。在合适的 时间点上做合适的 事，弥漫在整个生活里的 ，衣食住行都受这个指导。这样一个文化氛围里，我们就需要一本标注吉凶宜忌的 历书。它的 作用很重要，在老百姓生活中一直影响不小。 其实，在合适的 时间点上做合适的 事，西方人也有这个思想，但没有我们这么强。有句反思越战的 话很著名：“在错误的 时间、错误的 地点，打了一场错误的 战争。”这样的 想法本身也没什么神秘的 ，但中国人特别强调，在中国古人的 行为中渗透很深，包括皇家行动，这就决定了：历书在中国古人的 生活中，有很重要的 指导作用。
回过头来看星 占和历书这两样中国古代天学研究的 结果，星 占学是探讨天命、预言军国大事，因而成为皇家禁脔，普通人不得私习天文，而历书中的 种种吉凶宜忌，是上至统治者，下至平民百姓都会讲求和遵守的 。
江晓原：皇帝“私习天文”也不容易，康熙是真的 学过，让传教士教他，还做作业，入了一点门。 统治集团是否真的 相信星 占指引的 吉凶之说呢？还是从故事中来看。 春秋晚期郑国子产的 星 占学家跟他说：京城要发生大火。子产没理会。后来预言应验，星 占学家又说，再过多少时间，又要大火，要祭神以避免火灾。子产又不信。他说：“是亦多言，岂不或中？”结果这一次，火灾没有发生。子产的 解释是很唯物主义的 ——多言或中，反复说，总会说中一两次的 。概率保证你偶尔会蒙对一两次。
还有一个例子，《宋史·王旦传》中说：有人向宋真宗提议搞封禅活动，“可以镇服四海，夸示外国”，借以掩饰宋朝在军事行动上的 失利。但封禅不是随便可以搞的 ，要有“天瑞”证明帝王英明神武感动上天才行，宋真宗还在犹豫，有一天老臣杜镐值班，真宗突然问他：“古所谓河出图、洛出书，果何事耶？”老大臣不知道皇帝的 心思，就随口说了实话：“此圣人以神道设教尔”——这就点出了要害。此前大臣王钦若早就对皇帝说穿了：“天瑞安可必得？前代盖有以人力为之者，惟人主深信而崇之，以明示天下，则与天瑞无异也。”也就是说，“天瑞”是可以用人力造假的 ，决策者搞这些神神道道的 东西，是用来教化老百姓的 。他们自己心里知道，但表面上要做出相信的 姿态来，让老百姓都相信，这样对统治有利。
记者：在印象中，我们的 天学有太多人为的 、功利的 色彩，而西方天文学却有着相当严谨的 数理天文学传统，至今统领世界。这是不是我们之间最大的 不同？
江晓原：在看天的 问题上，中国人与西方人只有性质上的 不同，没有技术上的 不同，中国也有数理天文学。中国历法中大部分内容都是以“推步”技术来观察日月和五大行星 的 运行，这就是数理天文学。只不过古希腊人的 方法是制造几何模型，中国人用的 是数值模型，将大大小小的 运行周期叠加起来，同样能在相当程度上实现准确计算。当然，后来西方天文学在近代天体力学的 推动下取得飞速发展，与中国的 数理天文学早已不可同日而语。两者的 性质是不一样的 ，我们的 数理天文学完全是为皇家事务服务的 。西方的 天文学则可以没有这样功利的 目的 ，独立发展。
其实大家看的 是一片共同的 天空，必然会有很多共通的 地方。我早些年的 研究表明，在唐代以前这两个体系 之间已经有过一些交流的 迹象。唐代还曾经用过印度传来的 数理天文学方法，来帮助推算，而印度这些方法的 源头就在希腊，实际上是受了希腊方法的 影响。唐朝甚至有过印度裔的 太史监（掌管皇家天学机构的 官员）。但是中国人觉得自己这一套已经够博大精深的 了，影响之余，大家还是按照各自的 一套来。至明朝末年，中国人与西方天文学开始互相正面接触。清朝开始，钦天监任命了西方传教士做负责人，改用了欧洲的 推算方法。但是性质没有变，还是为皇家服务，为政治服务
记者：如果让您总结，中国古代天学最突出的 特色是什么？
江晓原：中国古代天学最大的 特点，就是科学为伪科学服务。
当然，所谓伪科学，是用今天的 标准来分类。我主张对伪科学宽容，用不着迁怒于它。科学哲学研究者们早就说过：科学与伪科学这个划界工作是完不成的 。 中国古代天学的 基本原则是观测呈现出来的 天象，来了解人间的 吉凶。星 占学家的 任务是解读“上天”的 昭示。对于星 占学家来说，仅能解释某个已经出现的 天象是不够的 ，有些天象需要预先知道。比如日食。这在中国古代政治中是一种重要的 天象讯号，代表政治黑暗、上天发出警报。出现日食，古代帝王要开门整风，号召大家给他提意见，甚至还象征性地把某个宰相免职，表示让他顶罪。触怒上天了，皇帝还要下一个自我检讨的 东西，同时还要不穿好看衣服、不吃大鱼大肉，晚上也不和美女上床，要做个姿态。就像小孩子作了错事，不敢要求吃冰淇淋了，也不看电视了，乖乖做作业了。 对此，中央政府和各地都要提前多日准备仪式。那么星 占学家必须提前做出准确预报。所以，皇家天学机构的 人员推算太阳、月亮、和五大行星 这“七政”的 运行轨道，计算给定时间内七政运行的 位置，是相当重要的 ，要明确地说出这些，就要用到现代人所说的 数理天文学——伪科学不意味着不需要使用科学的 工具。
中国古代的 数理天文学，中国古人并不想通过它去探索自然，它就好比是那台用来算命的 电脑。
记者：西方的 情况又是怎样？
江晓原：在西方，现代天文学的 传统可以一直追溯到古希腊，虽然中间有过中断。古希腊罗得岛上就有希帕恰斯的 私人天文台，这种没有什么服务对象的 看天，只能理解为出自探索自然奥秘的 好奇心——类似情形，在古代中国迄今尚未发现，史料上也找不到支持这种情形的 证据。
从古时起，西方人就有两条并存的 线，这对中国人来说难以想象。在这一点上，托勒密是一个典型人物——他写了“星 占学的 圣经”《四卷书》，也写了“天文学的 圣经”《至大论》，虽然他的 星 占学要用到数理天文学，但《至大论》确实是在建构宇宙体系 。托勒密可以既是星 占学家又是天文学家。
我们现在读天文学的 历史，一定能看见开普勒这个名字，他确立了行星 运动三定律。还有第谷，清朝的 官方天文学开始采纳欧洲天文学体系 ，就是来自第谷的 体系 。在他们的 时代（16～17世纪之交），星 占的 名气很大，他们替国王占星 算命，同时思考天文学的 事情。
开普勒比较穷，他编星 占历书来挣钱，这有点像中国古代的 黄历，包括预测来年丰收与否、有无战争等等，以及一些日常的 生活知识。西方没有历书的 官方垄断，大家都可以编。因为开普勒编得好，书商每年找他，好些年他就靠这个东西挣钱。他曾有名言说：“星 占学女儿不挣来钱，天文学母亲便要饿死。”
当代很多西方科学家——甚至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同时也是研究神秘现象的 灵学会的 会员和会长。他可以白天在实验室里做科学家，晚上到灵学会去讲神秘主义的 东西。对他来说这两个东西是分开的 、可以并存的 。而我们多年的 教育，一直给我们一种一元化的 思维。其实人都是多面的 。
记者：如果中国古代天学仅仅是“科学为伪科学服务”，这岂不是很悲哀？它还有何积极意义？
江晓原：我觉得完全不用悲哀。
即使按照今天的 科学标准，中国古代天学也有其积极意义——尽管这个意义是我们今天赋予它的 。这个意义主要表现在具有科学价值或学术价值的 天学遗产上。
中国古代天学的 遗产究竟是什么，并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 问题。人们最先想到的 ，往往是收录在《中国古代天象记录总集》一书中的 天象记录，共一万多条。这是天学遗产中最富科学价值的 部分。古人虽是出于星 占学的 目的 而记录了这些天象，但是它们在今天却可以为现代天文学所利用。由于现代天文学研究的 对象是天体，而天体的 演变在时间上通常都是大尺度的 ，千万年只如一瞬。因此古代的 记录，即使科学性、准确性差一点，也仍然弥足珍贵。
其次是九十多种有具体数据记载的 历法，这是天学遗产中最富科学色彩的 部分。中国古代的 历法实际上是研究天体运行规律的 ，其中有很大的 成份是数理天文学，它们反映了当时人们掌握的 天文学知识。
再次就是大量“天学秘籍”，外加散布在中国浩如烟海的 古籍中的 各种零星 记载。这部分数量最大，如何看待和利用也最成问题。
我们也可以尝试从另一种思路来看待中国天学的 遗产。办法是将这些遗产为三类：第一类：可以用来解决现代天文学问题的 遗产；第二类：可以用来解决历史年代学问题的 遗产；第三类：可以用来了解古代社会的 遗产。这样，基本上可以将中国天学的 遗产一网打尽。
其实解决现代天文学问题也好（比如《古新星 新表》对现代天体物理学的 贡献、古代星 占学文献帮助解决天体物理学中的 “天狼星 颜色问题”等），解决历史年代学问题也好（比如确定武王伐纣的 年份、计算孔子的 诞辰等），都只是利用了中国天学遗产的 一小部分。那么这宗遗产的 最大部分可作什么用呢？这用处就是可以用来了解古代社会。
读者读到此处，应该早已知道中国古代没有今天意义上的 天文学，有的 只是“天学”。这天学不是一种自然科学。一次日食、一次金星 或木星 的 特殊位置，更不要说一次彗星 出现了，这些天象在古代中国人看来都不是科学问题（他们也没听说过这个字眼），而是一个哲学问题，一个神学问题，或是一个政治问题——政治这个字眼他们倒是听说过的 。
由于天学在中国古代有着极为特殊的 地位（这一地位是其他学科，比如数学、物理、炼丹、纺织、医学、农学之类根本无法相比的 ），因此它就成为了解古代中国人政治生活、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的 无可替代的 重要途径。古籍中几乎所有与天学有关的 文献都有此用处。中国天学这方面遗产的 利用，将随着历史研究的 深入和拓展，比如社会学方法、文化人类学方法之日益引入，而展开广阔的 前景。
中国古代的 数理天文学，中国古人并不想通过它去探索自然，它就好比是那台用来算命的 电脑。
记者：西方的 情况又是怎样？
江晓原：在西方，现代天文学的 传统可以一直追溯到古希腊，虽然中间有过中断。古希腊罗得岛上就有希帕恰斯的 私人天文台，这种没有什么服务对象的 看天，只能理解为出自探索自然奥秘的 好奇心——类似情形，在古代中国迄今尚未发现，史料上也找不到支持这种情形的 证据。
从古时起，西方人就有两条并存的 线，这对中国人来说难以想象。在这一点上，托勒密是一个典型人物——他写了“星 占学的 圣经”《四卷书》，也写了“天文学的 圣经”《至大论》，虽然他的 星 占学要用到数理天文学，但《至大论》确实是在建构宇宙体系 。托勒密可以既是星 占学家又是天文学家。 我们现在读天文学的 历史，一定能看见开普勒这个名字，他确立了行星 运动三定律。还有第谷，清朝的 官方天文学开始采纳欧洲天文学体系 ，就是来自第谷的 体系 。在他们的 时代（16～17世纪之交），星 占的 名气很大，他们替国王占星 算命，同时思考天文学的 事情。 开普勒比较穷，他编星 占历书来挣钱，这有点像中国古代的 黄历，包括预测来年丰收与否、有无战争等等，以及一些日常的 生活知识。西方没有历书的 官方垄断，大家都可以编。因为开普勒编得好，书商每年找他，好些年他就靠这个东西挣钱。他曾有名言说：“星 占学女儿不挣来钱，天文学母亲便要饿死。” 当代很多西方科学家——甚至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同时也是研究神秘现象的 灵学会的 会员和会长。他可以白天在实验室里做科学家，晚上到灵学会去讲神秘主义的 东西。对他来说这两个东西是分开的 、可以并存的 。而我们多年的 教育，一直给我们一种一元化的 思维。其实人都是多面的 。
记者：如果中国古代天学仅仅是“科学为伪科学服务”，这岂不是很悲哀？它还有何积极意义？
江晓原：我觉得完全不用悲哀。即使按照今天的 科学标准，中国古代天学也有其积极意义——尽管这个意义是我们今天赋予它的 。这个意义主要表现在具有科学价值或学术价值的 天学遗产上。 中国古代天学的 遗产究竟是什么，并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 问题。人们最先想到的 ，往往是收录在《中国古代天象记录总集》一书中的 天象记录，共一万多条。这是天学遗产中最富科学价值的 部分。古人虽是出于星 占学的 目的 而记录了这些天象，但是它们在今天却可以为现代天文学所利用。由于现代天文学研究的 对象是天体，而天体的 演变在时间上通常都是大尺度的 ，千万年只如一瞬。因此古代的 记录，即使科学性、准确性差一点，也仍然弥足珍贵。 其次是九十多种有具体数据记载的 历法，这是天学遗产中最富科学色彩的 部分。中国古代的 历法实际上是研究天体运行规律的 ，其中有很大的 成份是数理天文学，它们反映了当时人们掌握的 天文学知识。
再次就是大量“天学秘籍”，外加散布在中国浩如烟海的 古籍中的 各种零星 记载。这部分数量最大，如何看待和利用也最成问题。
我们也可以尝试从另一种思路来看待中国天学的 遗产。办法是将这些遗产为三类：第一类：可以用来解决现代天文学问题的 遗产；第二类：可以用来解决历史年代学问题的 遗产；第三类：可以用来了解古代社会的 遗产。这样，基本上可以将中国天学的 遗产一网打尽。
其实解决现代天文学问题也好（比如《古新星 新表》对现代天体物理学的 贡献、古代星 占学文献帮助解决天体物理学中的 “天狼星 颜色问题”等），解决历史年代学问题也好（比如确定武王伐纣的 年份、计算孔子的 诞辰等），都只是利用了中国天学遗产的 一小部分。那么这宗遗产的 最大部分可作什么用呢？这用处就是可以用来了解古代社会。 读者读到此处，应该早已知道中国古代没有今天意义上的 天文学，有的 只是“天学”。这天学不是一种自然科学。一次日食、一次金星 或木星 的 特殊位置，更不要说一次彗星 出现了，这些天象在古代中国人看来都不是科学问题（他们也没听说过这个字眼），而是一个哲学问题，一个神学问题，或是一个政治问题——政治这个字眼他们倒是听说过的 。
由于天学在中国古代有着极为特殊的 地位（这一地位是其他学科，比如数学、物理、炼丹、纺织、医学、农学之类根本无法相比的 ），因此它就成为了解古代中国人政治生活、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的 无可替代的 重要途径。古籍中几乎所有与天学有关的 文献都有此用处。中国天学这方面遗产的 利用，将随着历史研究的 深入和拓展，比如社会学方法、文化人类学方法之日益引入，而展开广阔的 前景。
内容来自 天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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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真理的长河中有无数礁石险滩。只有不畏攀登的采药者;只有不怕巨浪的弄潮儿;才能登上高峰采得仙草;深入水底觅得骊珠。
科学家必须在庞杂的经验事实中抓住某些可用精密公式来表示的普遍特征;由此探求自然界的普遍原理。
科学是一种强大的智慧的力量;它致力于破除禁锢着我的神秘的桎梏。
社会主义是科学和文化的社会。要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当之无愧的成员;应当努力地和好好地学习;获得很多的知识。
要学会做科学中的粗活。要研究事实;对比事实;积聚事实。
独立思考能力;对于从事科学研究或其他任何工作;都是十分必要的。在历史上;任何科学上的重大发明创造;都是由于发明者充分发挥了这种独创精神。
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
科学还不只在智慧训练上是最好的;在首选训练上也是一样。
没有时间思索的科学家;那是一个毫无指望的科学家;他如果不能改变自己的日常生活制度;挤出足够的时间去思索;那他是最好放弃科学。
科学家一旦做出成绩;就应该忘记自己所做的事情;而经常去考虑他应该做的事情。
在科学上进步而道义上落后的人;不是前进;而是后退。
任何时候;我也不会满足;越是多读书;就越是深刻地感到不满足;越感到自己知识贫乏。科学是奥妙无穷的。
科学是老老实实的东西;它要靠许许多多人民的劳动和智慧积累起来。
科学地探求真理;要求我们的理智永远不要狂热地坚持某种假设。
感谢科学;它不仅使生活充满快乐与欢欣;并且给生活以支柱和自尊心。